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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某种程度上,旅行文学展示的是人类孤独的力量:有时是悲伤的,时常是自省的,更多的时候就像宗教本身一样充满精神性。”

  在拉丁文里“旅行”(Itinerantur)是指人们为了去圣地朝圣而进行的苦行:对净化心灵的渴望,对好奇心的满足,改变自身处境或生活环境,再次成为陌生人,体验异国风情,见证世界。契诃夫说过:“如果你害怕寂寞,就不要结婚。”保罗·索鲁则说:“如果你害怕寂寞,就不要旅行。”

  旅行文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类型。远古时代,漫游归来的旅行者向聚集在篝火旁的部落成员讲述自己的见闻,这些故事使昏昏欲睡的人们重新振奋起来,点燃了心中的渴望之火。从古至今,伟大的旅行文学作品总是具有这样的力量。

  英国作家布鲁斯·查特文和伊恩·弗莱明的写作都与旅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  年轻时,查特文曾是苏富比最年轻的董事。一天,他在祖母的餐柜里发现了一小块棕红色的兽皮,从而开启了半生的放逐与写作。1977年,查特文出版了处女作《巴塔哥尼亚高原上》(In Patagonia),被认为“为古老的旅行写作重新注入了活力”。

  在这本书里,查特文以素描的手法,描绘了旅途中遇到的众多人物和他们的故事。鉴定艺术品的丰富经验,使得查特文练就了一双鉴赏力极强的眼睛。他描述每个人物都像观察一件艺术品般犀利。《巴塔哥尼亚高原上》由九十多个片段组成,如同一幅幅小小的画作彼此联结,共同构筑了对巴塔哥尼亚原创性的描述。

  除了巴塔哥尼亚,查特文还曾远行中国、西非、澳洲、中亚、巴西、美国。他的第二本书关于19世纪达荷美地区(今天的贝宁)的奴隶贩子德·苏扎。他为此专门前往贝宁,经历了一场政变,被当作雇佣兵逮捕。秒速时时彩APP随后,他写过一本威尔士的小说,一本澳洲土著的小说,以及一本关于铁幕下捷克斯洛伐克的瓷器收藏家的小说。

  在英国,查特文风靡一时。因为战后的英国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无暇顾及岛屿之外的世界,市面上几乎不再能够见到吉普林、康拉德或毛姆那样以海外为背景的文学作品。当人们只关心眼前的琐碎之事时,查特文却选择了远走他乡,回归人类最古老的文学传统。

  抱有同样信念的,还有查特文的前辈作家伊恩·弗莱明。相比于生身平凡的查特文,弗莱明则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。他成长于大英帝国最辉煌的年代,是见识过真正繁华的纨绔子弟。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,随后目睹了英国的衰退。如果做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,弗莱明的世界观有点像明末的张岱。张岱也曾是游历广泛的浮华子弟,然而“年至五十,国破家亡”。如同张岱怀念晚明,弗莱明也希望用自己的写作,重新照亮帝国渐渐远去的记忆。

  在《惊异之城》(Thrilling Cities)里,弗莱明游历了世界上的十三座伟大城市。每到一座城市,他都会拜访一些有趣的人。在香港,他住在渣甸洋行总裁的别墅里;在澳门,他拜访了当时的“黄金大王”;在洛杉矶和芝加哥,他访问了《花花公子》总部和知名的犯罪新闻记者;在日内瓦,他到卓别林家里做客……他说自己不善社交,所幸的是,他的观察力非常老道,又极具捕捉细节的天赋。当这些拜访被移到纸上,就变成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故事。

  弗莱明受过良好的教育,见识广泛,又毒舌。在那个没有互联网和谷歌的时代,他对旅途中遇到的诸多事物都显示出一副内行人的熟识。在柏林,他嘲讽柯布西耶的建筑理论;在维也纳的西班牙马术学校,他将利比扎种马的故事娓娓道来;在那不勒斯,他来到阿佛纳斯湖,下到西比尔岩洞,回想起童年时代抄写《埃涅阿斯纪》的情形——这里正是埃涅阿斯跨过冥河,进入地府的地方。

  弗莱明对赌场的各种门道都津津乐道。无论在澳门、拉斯维加斯还是蒙特卡洛,他都要进场一赌。他甚至有机会进入赌场的后台,饶有兴味地观看这个庞大的金钱帝国是如何运作的。弗莱明的女人缘也不错,一大特长是给夜总会的姑娘看手相。他握着澳门姑娘的手,说“她的心不受大脑约束;有艺术细胞,只是还未显露……在性上不太满足”。最后这句话招来了姑娘们嬉笑的否认,又把另外两个女孩吸引过来。于是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,弗莱明“又看了几个手相,喝了几杯金汤力”。

  查特文没有弗莱明式的奢华作风,他总是被更原始的力量吸引。和弗莱明一样,查特文同样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迷人的自我形象:一个时而在伦敦社交聚会上侃侃而谈,时而销声匿迹,然后有一天突然写出一本书,这本书多半是关于人们闻所未闻的地方。死前,查特文堪称欧美文艺界的宠儿。例证之一是,美国同性恋摄影师罗伯特·梅拍过的唯一一张穿着衣服的男性照片,主角就是查特文。

  《阳光之下》(Under the Sun)是查特文死后,由妻子整理出版的书信集,里面还收录了查特文在旅途中写给别人的明信片。

  根据书中记述,查特文死后将自己旅行中使用的Moleskine笔记本捐给了牛津大学的博德里安图书馆。在牛津大学时,我调阅了查特文1974年12月在巴塔哥尼亚旅行时用的笔记本。标志性的黑色Moleskine,皮面,96页,护照大小。装订已经有些松散,但字迹依然清晰。有的用的是蓝色圆珠笔,有的用的是铅笔,还有的地方贴着剪报。查特文一生关注的母题是“游牧”和“人性的不安”。在他看来,人类内心的不安正是通过游牧,或者说游荡行为加以缓解的——这也正是旅行最深层的原因。

  在死后出版的文集《我在这里做什么》(What Am I Doing Here)中,查特文坦言他在云南旅行时感染了一种“罕见的真菌”,健康状况因此急转直下。所谓的“真菌”,其实是当时刚发现不久的艾滋病毒。查特文的同性恋生活——绯闻对象包括很多文艺界人士——最终给他带来了致命一击。去世时,查特文还不到50岁,而弗莱明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同样只有56岁。

  查特文与弗莱明的迷人之处,都在于他们不安与游荡的气质——其魅力就像那种“罕见的真菌”,稀有而致命。旅行文学让人明白“他处的重要性”。因为正如诗人菲利普•拉金所言:除了他乡,没有别的地方能够确认我们的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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